從“博士生送快遞”的輿論喧囂中 你讀到了什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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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譚超在送快遞。視覺中國資料

  8年前,為了考研,譚超當起了快遞小哥。如今,已是延邊大學歷史學博士研究生的他,依然從事著送快遞的兼職工作。有老師指責譚超:“這么一個高學歷的人搶低學歷的活,腦子是不是有病?!弊T超卻一點也不認同通過學歷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做法?!半p11”,快遞小哥為消費者購物狂歡付出了汗水和辛勞,在他們中間,也包括譚超這樣“身份特殊”的人。

  很多人看到這樣的新聞,大概也會產生與上述老師類似的困惑??爝f小哥與從事學術研究的博士生,看上去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群體。在世俗眼光中,送快遞是體力活兒,對知識積累要求不高,而博士無疑是站在知識塔尖的人。人們對譚超的行為產生爭議,不光是覺得他個人作出這樣的選擇是大材小用,還站在社會人才資源分配的角度,感到“博士送快遞”是一種錯位。

  然而,這究竟是行業發展的客觀規律,還是人們形成的刻板成見?是快遞業不需要博士,還是太多博士放不下身段投身產業一線?

  任何一個行業、任何一個崗位,都離不開對知識的運用,對創新的需求。譚超從事快遞兼職,就充分利用了自身的知識儲備和創新能力。比如,他在8年時間里共計送出了80萬件快遞,如果按照年工作11個月算,平均一天就達到了300件的送貨量,相當于普通快遞員的兩倍以上。達到這樣的工作效率,不是因為譚超比其他快遞員跑得快,而是他自創“快遞編號法”以后,提高了快遞分配的效率。

  不難看到,博士生去送快遞,照樣可以發揮知識的價值。在某種程度上看,他還身體力行地推動了行業進步,不光能夠在微觀的工作中送好快遞,還從宏觀層面提高了生產力??梢哉f,快遞業不僅需要博士,還需要更多有知識的人才,來改變整個行業的生態和模式。

  這些年,高學歷者從事傳統觀念里入行門檻低的職業,經常被新聞所報道。不光有博士生當快遞小哥,還有博士去養雞、養牛,去“開拖拉機”“賣面包”的新聞。每每有這樣的報道出現,輿論場上就經常分成兩派,有人認為高學歷者從事“低端產業”是接地氣,也有人認為博士不從事學術研究,浪費了寶貴的科研資源和教育投入。

  糾結于這樣的問題,還是把“博士”這個身份標簽看得太重。由于長期以來形成的某種文化習慣,一些人衡量知識水平的標準不是看一個人有多少真才實學,而是他獲得的文憑與學歷。人們在認識一個社會群體的時候,經常會犯臉譜化的毛病,過度在意頭銜,而忽視頭銜背后的實質。

  對于譚超本人而言,他送了8年快遞,卻未必會送一輩子快遞。畢業以后,他的理想還是比較常規——去高校求職。送快遞只是他在學生時代自食其力、補貼收入的手段。

 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,國內社會對大學生從事兼職、打工存在糾結的心態。一方面,看到發達國家的大學,包括一些世界一流大學,形成了濃郁的打工文化,大學生以打工來減少家庭經濟負擔,并且接觸和熟悉社會,被教育者和家長奉為圭臬;另一方面,如果自己的孩子也嘗試打工,家長們又是百般不放心,而社會上也對學生打工兼職產生各種顧慮。

  “人窮志短,馬瘦毛長”,譚超為了繼續學業,一邊送快遞,一邊準備考研,剛開始或許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無奈,但隨著他對這個行業越來越得心應手,闖出了一條符合自己需求的兼職路徑。這并不是說要每個大學生都去送快遞,都去干體力活兒,而是提倡大家要盡自己所能表達一份擔當。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,這并非是心有旁騖,而是對責任的允諾與履行。

  社會分工本身就是多層次、多元化的,學歷和文憑僅僅是促進社會分工的一項指標,而遠遠不能決定社會分工的最終結果。對知識的尊重,不光體現在為知識擁有者提供合理報酬,也體現在不同行業、不同崗位能夠公平地分配到知識資源?,F在國家和社會都在提倡工匠精神,產業技術工人的社會地位不斷提高,同樣不能忽視的是,社會需要一批用現代知識武裝頭腦的理想者投身產業、投身一線。

  譚超未來的路會怎么走,這是他個人的自由選擇。但是,至少從現階段不少人對“博士送快遞”的錯愕中,我看到了仍然有待成熟的社會心態。在浮躁的世俗觀念中,經常有人會問什么是“值得”,急著把自己的社會價值“變現”。用譚超的話來回答:靠自己的雙手掙錢,追求自己的理想就是值得的。


(責任編輯:張娜)

標簽: 博士 送快遞 輿論喧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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